“我的家庭有点‘特殊’，母亲是台湾人，父亲是大陆人，这就是日后我们家成为第一批回陕西定居台胞的原因。”在陕台胞陶怡秀对中新网记者如是说。
1968年8月，陶怡秀在台北市呱呱坠地，新生命的诞生为整个家庭带来了欢声笑语，血脉的传承令其父陶礼春心中百感交集，同时，一种落叶归根的情愫也渐渐涌上他心头。
陶怡秀坦言，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，她的父亲为逃避父母安排的婚姻，选择离家出走，从秦巴腹地的陕西宁强一路南下来到台湾，并在当地结婚生子，这一待就是三十余载。
“我上初中时，通过两岸间的书信往来。父亲辗转联系到宁强老家的亲人，得知双亲和姊妹都健在后激动不已，后来，父亲在台湾养病时，无时无刻不牵挂着老家的父母，并深深懊悔年少时自己的意气用事。”陶怡秀说道。
“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，我在这头，大陆在那头。”台湾诗人余光中的诗句，此时成为陶礼春内心的真实写照。
“1984年的暑假，母亲对我和两个弟弟说全家人出岛旅游。我还记得母亲收拾行李的时候说让我多带点喜欢的东西，我当时也没太在意，倒是看见母亲收拾了很多行李箱。”陶怡秀回忆道。
那次“旅游”让陶怡秀第一次踏足了崇山峻岭中的小县城宁强，而这个之前素未谋面的“家乡”在随后的40年里，成为陶怡秀耕耘与收获的故土。
“当时父母征求过我的意见，如果我不愿意留下来也可以返回台北，对于年纪尚小的我来说，一方面不愿意离开家人，另一方面也被大陆的大好河山所震撼。”陶怡秀说，“记得返乡途经郑州黄河大桥时，我真切地看到了母亲河，大陆的锦绣山河让我内心激动之情无以言表。”
初到宁强，此间虽没有大城市的繁华，但浓浓的乡情让陶怡秀倍感亲切。
“父亲在返回大陆后数年就去世了，但对他来说是魂归故里、落叶归根，完成了心愿。”陶怡秀说，“我也在大陆学习、工作、结婚生子，直到现在。”
在大陆的日子里，陶怡秀是此间经济社会发展与变迁的亲历者、见证者与参与者。“高速公路与高铁的开通，让秦巴山区的‘出行难’成为历史。而通信网络的发展，让亲情和乡愁不再有距离。”
如今，陶怡秀已在汉中市中心医院工作30余年。她的两个表哥分别在上海与宁波经商，彼此时常能见面、共叙亲情。“家乡的印记像是一壶陈年的老酒，醇香可口，总有品不完的滋味。”
“有人曾问我，如果当时不回大陆，是不是会有另一种人生轨迹。但如果重来一次，我依旧会做出同样的选择，毕竟吾心安处便是家。”陶怡秀如是说。(完)
